无界

我第一次到访中国北京是在1989年。那时接触到的中国艺术给我带来了巨大冲击，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。我的父亲大约从1958年就开始关注亚洲现代艺术的可能性——他最初探索日本现代艺术，1968年左右开始将目光转向韩国现代艺术。当时几乎没有人关注亚洲艺术，但父亲常对年轻艺术家们强调中国历史的重要性。受此影响，我在大学时期便对亚洲产生兴趣，开始观摩中国和日本的古代艺术。1973年我进入东京画廊工作后，开始频繁前往韩国。韩国与日本有着深远渊源，我与韩国也保持了超过五十年的联系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始终是我思考的核心。我认为探讨亚洲艺术时，中国必然处于关键位置，因为日本和韩国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。1989年初次访华时，我便预感到中国将在21世纪成为重要力量。同年7月，我们在东京画廊举办了”中国现代美术（今）展”，1991年又推出了徐冰《天书》展。此后我多次造访中国，并于2002年在798艺术区创立BTAP画廊。

从那时起，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受到欧美关注，众多艺术从业者和收藏家蜂拥而至，作品价格也飞速飙升。但这种热潮未能持续，2008年雷曼危机使泡沫破裂。而我始终认为，这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。2015年，我策划了”新朦胧主义”展览，旨在探讨东西方思想与表现手法的差异。

近两百年来，全球价值观由西方主导。但进入21世纪后，亚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。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文明拥有逾五千年历史。如今正是我们亚洲人立足自身传统、汲取西方经验、构建新亚洲文化的时代。我希望能通过BTAP这个新平台，继续探索21世纪艺术的发展方向。

——田畑幸人

我一直试图理解田畑做的事情，直到他向我请教关于他提出的新朦胧主义的看法。这让我想到八十年代初，中国新诗崛起时，曾被冠以“朦胧诗”的说法，那是一种超越描绘事物和直白抒情的方式，强调不可言传的“诗意”。

苏轼曾说过“绘画以形似，见于儿童邻，作诗即此诗，必定非诗人”，即强调东方诗意特有“意象”的语言重点，其中包括“道法自然”，对自然万物、“众生平等”的自然观，也是“天然去雕饰，清水出芙蓉”自然而然的语言方式，汉语的“自然”，包含这两个方向的意思，是西方“自然”这个词没有的含义。它来自道、释思想的影响，所谓“禅，不可说，不可说”，每一个可以共情的人却可以用心体会那种“意象”。

并不特别强调现代主义中的观念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拒，而着眼于人自身与这个世界——于自然、社会中体验到的某种不可言说的生命状态，在表达中也着重喜而不烈，哀而不伤等状态，甚至“含蓄”“隐忍”的分寸感是被看重的感情和表达方式，即儒家所谓“中庸”。

中庸不是中间状态，是适度，是对个人生存感觉与表达时的语言控制。东方，尤其东北亚有着类似的人文传统，丰富多彩，需要艺术家用现代的视角去审视和吸收，以建立一种不同的艺术范式，在西方现代主义席卷全球的档口，是机遇，也是挑战。以上也许是对田畑想法的误读，也罢，就此权作“疑义相与析”的话柄吧。

——栗宪庭